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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常永律師 李常永律師簡介李常永:四川大學法學碩士,天津行通律師事務所業務主任,前高校教師。中國法學會會員,中國法學會刑事辯護高峰論壇“優秀刑事辯護律師”。天津市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律協“律政先鋒”律師大賽優秀...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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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罪辯護

    《刑事審判參考》:立功等從輕處罰事實的認定是適用嚴格證明標準還是優勢證明標準

    [第1035號]李夢杰、劉輝販賣毒品案——立功等從輕處罰事實的認定是適用嚴格證明標準還是優勢證明標準

    一、基本案情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李夢杰,男,1980 年 7 月 6 日出生,無業。2013 年 3 月 30日因涉嫌犯販賣毒品罪被逮捕。

    原審被告人劉輝,男,1991年 4 月 9 日出生,無業。2013 年 3 月 30 日因涉嫌犯販賣毒品罪被逮捕。

    江蘇省無錫市南長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李夢杰、劉輝犯販賣毒品罪,向南長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無錫市南長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被告人李夢杰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晚,經與杜楓事先電話聯系交易毒品后,指使被告人劉輝至無錫市第三人民醫院附近的建設銀行門口,向杜楓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 9 余克。被告人李夢杰得款人民幣 4500 元。

    無錫市南長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李夢杰、劉輝結伙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情節嚴重,二被告人的行為均構成販賣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李夢杰起主要作用,是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劉輝起次要作用,是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李夢杰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李夢杰、劉輝到案后均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綜合李夢杰、劉輝的犯罪情節和量刑情節,南長區人民法院決定對李夢杰從重處罰,對劉輝減輕處罰。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之規定,以販賣毒品罪,分別判處被告人李夢杰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六千元;判處被告人劉輝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李夢杰提出上訴。上訴理由是:李夢杰在 2013 年 2 月 25 日被公安機關抓獲后,當晚便在公安民警的控制下電話聯系了原審被告人劉輝,得知劉輝在無錫市馬山鎮的紅燈籠網吧上網,即將該線索告知民警。民警查詢到該網吧地址后即前往紅燈籠網吧將劉輝抓獲。李夢杰的行為應當構成立功。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13 年 2 月 20 日晚,上訴人李夢杰經與杜楓事先電話聯系交易毒品后,指使原審被告人劉輝至無錫市第三人民醫院附近的建設銀行門口,向杜楓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 9 余克。同月 25 日,無錫市公安局南長分局金匱派出所民警在五星家園 182 號 602 室抓獲了李夢杰。當晚,在民警的控制下,李夢杰與劉輝通話,得知劉輝在無錫馬山的紅燈籠網吧上網,即將該線索告知民警。民警查詢到該網吧地址后即前往紅燈籠網吧將劉輝抓獲。

    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上訴人李夢杰在一審時未提出有協助抓獲同案犯的意見,但根據二審查明的事實,應當認定李夢杰歸案后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了原審被告人劉輝,具有立功情節。理由是:(1)上訴人李夢杰二審庭審時供稱其歸案當晚在與劉輝的通話中,劉輝告知其在馬山的紅燈籠網吧上班,其將該線索告知了民警。該供述亦得到了劉輝二審當庭供述的印證。(2)在二審審理過程中,公安機關出具《情況說明》證明公安機關系通過李夢杰手機中存儲的劉輝QQ 號碼采用技偵手段抓獲了劉輝,但公安機關既未提供 QQ 號碼 ,又未提供相關審批手續。故該《情況說明》證明的內容,法院不予采信。(3)李夢杰與劉輝二審庭審時的供述能夠相互印證,而公安機關出具的《案件的偵破、揭發經過》和《情況說明》與李夢杰、劉輝的供述相互矛盾,且無其他證據印證。根據現行司法解釋的規定,應當認定李夢杰確有立功表現,對李夢杰在原判量刑的基礎上可以從輕處罰。綜上,原審判決的審判程序合法,對李夢杰的定罪正確,對原審被告人劉輝的定罪正確、量刑適當,但鑒于上訴人李夢杰確有立功表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三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三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之規定,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1.維持無錫市南長區人民法院(2013)南刑初字第 104 號刑事判決對原審被告人李夢杰的定罪部分以及對原審被告人劉輝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銷對原審被告人李夢杰的量刑部分。

    2.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李夢杰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

    二、主要問題

    立功等從輕處罰事實的認定是適用嚴格證明標準還是優勢證明標準?

    三、裁判理由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相關規定及精神,犯罪分子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同案犯的藏匿地址,司法機關據此抓捕同案犯的,應當認定為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構成立功。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上訴人李夢杰是否提供了原審被告人劉輝的藏匿地址,以及司法機關是否是根據李夢杰提供的線索抓捕了劉輝。一種意見認為,李夢杰并未提供劉輝的具體藏匿地址,司法機關抓捕劉輝主要是通過相關的技術偵查手段。其理由是,司法機關出具的《案件的偵破、揭發經過》和《情況說明》充分證明了劉輝的歸案情況,且上述書證的證明力大于當事人供述的證明力,李夢杰提出的構成立功的上訴理由不應予以采信。

    另一種意見認為,李夢杰構成立功。其理由是,李夢杰的上訴事實和證據得到劉輝當庭供述的印證,而公安機關的材料前后不一,且尚有明顯疑點無法排除,認定構成立功證據的證明力大于否定其的證明力。根據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應當認定李夢杰構成立功。我們同意后一種觀點。具體分析如下:

    (一)立功等從輕處罰事實的認定可以采用自由證明,而非一律適用最嚴格證明犯罪事實包括定罪事實與量刑事實,后者又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從重量刑事實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從寬量刑事實。立功屬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實。傳統的刑事證據理念及相關規則主要是針對定罪問題而確立,以對法院定罪活動加以限制和約束為目標。基于此,訴訟活動中要求嚴格堅持無罪推定原則,賦予公訴方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并為這種證明確立了最高的證明標準,即嚴格證明。但是,當討論具體個案中的量刑事實時,默認前提是該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犯罪,不宜再將嚴格證明應用于所有量刑事實,特別是從輕處罰事實。就量刑事實而言,囿于控辯雙方向法庭提供的量刑信息的不全面、不客觀,甚至各方基于本方的訴訟利益,可能向法庭提供虛假或者不可靠的量刑證據,法庭據此作出的量刑裁

    判往往會過分偏重或者偏輕,導致量刑裁決的不公正。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潛在的量刑失衡風險,真正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在相應司法理念指導下,法庭對量刑事實的證明應當區別對待。具體而言,對于由控訴機關提供的從重量刑事實的證明,從限制國家司法權的理念出發,仍應堅持適用最嚴格的證明標準;而被告方提供的從輕、減輕等有利于被告人量刑事實的證明,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對此類量刑事實應當允許進行自由證明;質言之,在證據種類、提出和調查方式上不應進行苛刻要求,對于用于證明有利于被告人量刑事實的證據的證明能力不應作嚴格的限制。如證據種類方面,不局限于法定證據種類,對于有關機關出具的“情

    況說明”、民意的反映材料等也可納入考量范疇;提出和調查方式方面,不拘泥于證據來源的方式,如通過查閱卷宗或者電話詢問的方式取得的材料也可作為對被告人量刑的依據。立功作為有利于被告人的重要量刑情節之一,其認定當然亦應采用自由證明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對被告人從重處罰,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然而,《解釋》對被告人從輕、減輕等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實并未規定最嚴格的證明標準,從體系解釋的邏輯脈絡分析,可反向推論對此類事實可以不適用最嚴格證明標準。

    (二)立功等從輕處罰事實的認定可以適用優勢證明標準

    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的區別除了上文提及的證據種類、提出和調查方式外,另一顯著區別在于兩者的證明標準不同,即嚴格證明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通常標準,而自由證明則適用優勢證明標準。換言之,相對于嚴格證明適用的“排除合理懷疑”等證明標準而言,自由證明中判斷證據指向的事實是否存在的標準是“蓋然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嚴格證明適用于定罪和從重量刑場合,這些場合中承擔證明責任的主要是控訴機關,從無罪推定理念和控訴機關掌握大量司法權力的現實出發,如若不適用上述標準,可能導致國家權力的濫用,直接損害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而自由證明適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場合,如果對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節一律要求嚴格證明,就會導致取證能力較弱的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所獲證據被采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利于對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保障。因此,無論是嚴格證明中的通常標準還是自由證明中的優勢標準,蘊含的價值取向均是對被告人權益的保障,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司法實踐中,諸如立功等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節,通常由被告方提出。相應地,被告方通常會承擔主要的證明責任。具體而言,被告方的這種證明責任需要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并在達到這一程度之后,將證明責任再次轉移給公訴方。公訴方此時要承擔證明該項量刑情節不成立的責任,并需達到優勢證據的程度。在被告方與公訴方的證明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法庭通過對控辯雙方量刑證據的權衡,最終裁斷哪一方的證明達到了相對優勢的程度。換言之,在存在兩種相反的事實認定的可能下,只要其中一種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具有證據上的相對優勢,也就是相對另一種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而言,該種事實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法庭就該確信該種事實的成立,并將其作為裁判的依據。

    本案中,上訴人李夢杰為證明其有協助公安機關抓捕同案犯的行為,向法庭提供了抓捕前其與同案犯的通話記錄,據此證實其通過電話確定了同案犯的具體藏匿地址,并將該地址及時告知了公安機關。此時的證明責任已經轉移至公訴方。公訴方為了證明李夢杰不構成立功,向法庭提交了由公安機關出具的《案件的偵破、揭發經過》和《情況說明》。該三份材料雖然均否認李夢杰有提供同案犯具體藏匿地址的行為,始終堅持同案犯的落網是公安機關運用技術偵查手段所致,但具體細節描述前后不一,特別是關于通過同案犯 QQ 鎖定其藏匿地址的證明無法得到相關證據的證實。相反,同案犯劉輝的供述證實,其在與李夢杰通話過程中曾將自己所處詳細位置告知李夢杰,后被公安機關抓獲。法庭綜合衡量后,認為李夢杰的上訴理由能夠得到同案犯供述的印證,相對于公安機關出具的《案件的偵破、揭發經過》和《情況說明》,可信度更大。故二審法院根據優勢證據裁判標準,認定李夢杰有協助抓獲同案犯的行為,依法認定其構成立功是適當的。

    (撰稿: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 韓鋒 王星光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陸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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